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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歷史邏輯

中國共產黨新聞 理論 理論書庫 《中國國傢治理現代靜電除油機化》

《中國國傢治理現代化》

一、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歷史邏靜電抽油煙機



2014年08月25日11:10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縱觀中國歷史,央地關系始終是關乎國傢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之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制,其後漢承秦制,其制未變,“百代都行秦法政”,奠定瞭2 000多年來中國傳統社會的央地組織結構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礎之上,歷代統治者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革,試圖找到一種更為合適的央地格局,其中漢初的《推恩令》、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都較為成功地處置瞭央地關系,也為這些朝代的興盛奠定瞭重要基礎。然而這樣的和諧治世往往並不長久,在大部分中國歷史時間裡,央地之間總是充滿瞭矛盾與沖突,若奉行守外虛內,地方勢力過於強盛,中央控制力削弱,如漢唐藩鎮之亂為禍深遠。若中央過度集權,強幹弱枝,則地方積極性受挫,宋之積貧積弱殷鑒不遠。

這一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大一統體制下存在的優勢和劣勢。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傢的歷史長達2000多年,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治國制度安排,也適應並反映瞭中國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環境與歷史變遷的選擇。中國作為地處東亞季風氣候區的農業國傢,兩千多年的國傢史就是一部防范水旱災害和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歷史。正是提供跨地域性的超大規模的國傢公共產品的客觀需要,諸如興修水利、抵禦外敵、防災救災等,使得中國形成瞭一套十分獨特的、相當成型的、連續一貫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以舉國之力應對各類危機和挑戰。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漫長的文明史中,國傢統一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元國傢。中國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大陸型國傢,地處中緯度和大陸東岸,各地氣候風俗各異,發展極不平衡,在同一個國傢內形成瞭多個經濟單元。正如中國古人所說“百裡而異習,千裡而殊俗”,不同地區在統一的政治體制下,仍然有著不同的治理和發展需求。這些需求由於大一統體制帶來的高昂的治理成本和組織成本等劣勢,使得央地關系之間存在諸多矛盾甚至沖突對峙的可能性。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地方割據與國傢分裂的根源。不過總的來看,從秦始皇之後的兩千多年歷史來看,統一的時間超過2/3,分裂的時間不足1/3,中央集權體制以及國傢統一構成瞭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兩大特征。這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長這一農業社會標志之上,統一時期人口增長,分裂時期人口減少,增長過程超過瞭減少過程,盡管國土面積不超過世界總數的7%,但是總人口佔世界比重一直在1/4——1/3之間。

因此,我們依據中國的歷史經驗,將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時期的央地關系概括為一個框架——“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之間的反復變動。從中國的歷史發展邏輯來看,是從多元走向一體,在一體的框架下又促進除油煙機瞭多元。中國自古不僅是大一統下的多民族國傢,而且是大一統下的多地區國傢。這是中國特有的自成一體的農業經濟體系以及大一統制度和“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

中國特殊的歷史現實和文明傳統要求中國建立並維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利於中國文明有效應對各類大規模挑戰。但與此同時,在政令統一的前提下,中國的治理必須兼顧各地現實,因地因時制宜,降低治理成本,以利於各地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繁盛。這就要求中國歷代統治者,在充分利用大一統的優勢的同時,盡量消除大一統的劣勢,在央地關系的兩極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狀態,協調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與矛盾,以使得中國這種“一體多元”體制下的“一體”和“多元”能夠並行不悖、相容相生。

近代以來,中國逐步開始由龐大而統一的傳統農業社會王朝向世界最大的統一的現代國傢過渡。不過這一過渡過程並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在來自工業文明和西方列強的連續挑戰下被迫進行的。當西方國傢開始工業革命,創立瞭資本主義制度時,中國卻因大一統制度的歷史局限仍維持著傳統農業社會。到瞭清朝後期,大一統制度已經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中。在這一過渡的前100多年的過程中,中國屢戰屢敗,傳統央地秩序逐步解體,中央權威渙散,地方諸侯興起,汪洋大海般的傳統小農社會變得十分鬆散。晚清政府因洋務運動未能自強,因甲午戰爭而潰敗,又因辛亥革命而轟然倒下,意味著中國進入四分五裂的時代。民國北洋政府,本身就是各自為政、各據山頭,軍閥爭戰,戰火不斷。國民黨政府雖然名義上在全國實行瞭政治、軍事統一,但也是你爭我奪的諸侯政治、諸侯經濟。

熊彼特(1954)把現代國傢稱為“稅收國傢”(tax state)。現代國傢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汲取能力,這是所有現代國傢其他能力的基礎。根據王紹光的研究,帝制時代的中國,國傢財政規模僅是整個國傢經濟的很小部分,政府收入從來沒有超過GDP的4%。1916—1928年期間,中國根本談不上有國傢財政系統,政權的維持主要依靠各種國內外的貸款。1928年,國民黨政府煞費苦心地進行瞭財政體制轉型,然而,國傢汲取國民收入的份額僅有少量的增長。直至1936年,整個南京政府預算也不過隻有GDP的8.8%。這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治理能力極其低下、又極其腐敗的中央政府時代,根本就無法有效利用和調動社會各種資源發動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中國仍在迅速衰落之中,1913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比重為8.8%,到1950年時已下降至4.6%,這是1820年以來的最低點,又是近現代歷史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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